找嫌犯

圖片來源：Matt Zhang 

我知道，如果我真的要有所進步，有所自信，當然就是相信自己本來所相信的，常常說初衷很重要，我們不是忘了，就是隨著時間跟著沖淡了，變了，一切不在了！不是嗎？相信自己可以，那又如何？常常能夠證明什麽？一切不請自來，永遠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麽？看看自己的「命運」，看看自己的「未來」，如果一切真的說得通，那原因是什麼？你可以告訴我嗎？



沒有人能夠猜透「小丑」「到底」在想什麽？沒有人能夠預測瘋子的下一步要怎麼走？就算如電影所演：我永遠領先你兩步，甚至十步，還是會兵敗如山倒，付諸一炬。很多事情真的無法拿捏得準，而這個社會充其量只是建立起規章的第一步，讓事情有個「精準」的合理化發展，如果我是錯——既然這麼愛談對錯——我們又拐彎到哪裡去？我們所建立的從眾信賴就是對的？

你仔細想想，我們的行為，你仔細分析我們的行為，「好像」背後一切說得通，一切真的那麼有理，在〈Everything〉系列章節，我幾乎已經分析了每一個面向，可是又能證明什麽？證據真的不會說話，證人在法庭上公然說謊，憲法保護下，可以對天發誓，我說的話並不全然是真相。

想像一個兇案現場，要找出兇手，而這個兇手是經過策劃，還是臨時起意？或者因為一時情緒失控而痛下毒手？還是像電影情節，借刀殺人？黑幫還是存在，黑與白還是勢不兩立，我們無法根除黑幫，就像犯罪，從來不會因為刑事案件減少，而把警察犯案革除在外。所有的命案現場，除了目擊證人、警察以及檢察官、法官之外，我們要找出真正的作案目標，並非只是指人，或者是指物？也就是在人的崇高情緒上，建立一種很客觀上的判斷，加上辯護律師、上訴律師、陪審團成員，不帶有一點「私立」色彩，說什麼，我都不相信。

好，如果犯罪現場，這個死者呈現奇怪姿勢，要如何解讀？如果以顛倒的方式，將死者顛倒擺放，然後做出宛如讓人不解的姿態，我們肯定認為這個兇手是病態——具有某種程度的病態，就像經典的犯罪小說，要抓出兇手，最後一個受害者永遠是自己的親屬。

我們把兇手描繪成殺人不眨眼的連續殺人魔，像《奪魂鋸》裡的兇手，就收屍癖的讓人匪夷所思，或佈置成娃娃的模樣，還是把人當成玩具一樣，好好玩？理解命案現場，不是找動機，或是找兇手，而是整個場地是為了什麼？也就是我們看待現場時，所要了解的整個氣氛是在於我們是怎麼透徹整個思緒範圍？

你永遠無法得知真正的動機，真正的為什麽竟然換來一句：我就只是想看人會有怎麼樣的表現，就像社會實驗一樣讓人更加不解，我們當然可以說現在的實驗目標是為了滿足我們的好奇心，以及追求人們道德發展的可能性，更了解人類行為的廣度到底有多廣，但不能藉此作為我們深入探索好奇心的原始領域，證明好奇心的確能夠探索這範圍，也害死了許多人。

所以，社會實驗——尤其是爭議性的，最後都被制止，因為，社會的廣度是不容許我們真的這樣把道德的厚紙張，一刀斃命地，穿過身體，然後讓它散成碎片。我說過，道德就像一張紙，不過就是很厚的一張紙。因此，回到命案現場，那著死者，假設是女性，假設她是單親媽媽，假設她的兩個小孩因為目睹案發過程，也慘遭殺害，更重要的是你找不到兇手血跡，死者的慘狀淒慘，頭下腳上的方式，嘴巴被封住，四肢被反綁，上半身赤裸，下半身只剩一件內褲，她的額頭有不明血漬，距離頭髮只有短短幾公釐的距離，你開始懷疑，這是兇手刻意留下的？還是死者的血漬？一切佈置地像從來沒有發生過命案似的，兩個孩子更簡單，疑似在睡夢中被殺害，兇手可能用枕頭將孩子悶死，案發現場與發現他們時間已經超過三天，要是有「清理者」，那就真的買通殺人。

好了，現在追查可能「有興趣的人」，是她的離婚丈夫嗎？還是她的新歡？或是竊盜案件？還是真的有殺人魔選定他們為作案目標？是否可能是因為離婚丈夫因為吃醋而殺了他們？那孩子怎麼說？前夫有可能「故意」殺了自己的小孩嗎？還是新歡因為勸離自己的女人，而認識一個殺人魔？或者這個殺人魔是故意選定這個目標呢？繼續追查下去，這個單親媽媽有金錢上的糾紛，她所任職的公司因為款項不明而在前幾天遭公司革職，她的同事深信她並沒有犯案，可是另一方面，有些「小人」聽說事情不如表面上那麼單純，這個金錢上的款項，不是一來一往就可以解決，她在處理公司的款項時，因為帳務不明，例如金錢的流向少了一大筆，而被誣陷挪用公款，或是在處理公司的產品的預算時，實際上因為自己的專利權無法被保障，與同事有過爭執，導致她的角色從會計師到技術研發，通通都有。

小孩怎麼回事？同事認識他們嗎？對他們熟識嗎？還是自認為很熟識？所有的調查——不管查出是金錢來往，還是情感糾葛，所有的證據能夠證明，有人想要主導一切，拿回自己所有該有的。女死者是怎麼死的？解剖報告顯示她是因為呼吸衰竭而死，體內還有不明藥劑，可能是安眠藥，也可能是抗憂鬱劑，或者她本身也有酒癮問題。

在死者的脖子背後疑似有針孔痕跡，顯然兇手「可能」有注射過什麽？還是她本身有毒癮問題？拼拼湊湊所有的線索，你得到一個答案：兇手並非是前夫或是新歡，而是另有其人。繼續找來其他的嫌疑犯問話，拼出一個最不可能的真相，你得到一個最不可能的事實：兇手是她的律師。

律師？我有提到這點嗎？沒有，排除所有的可能性，你得到的答案其實很少，同事、前夫、新歡以及上司，還有誰？就是她的律師，律師其實幫她辯護離婚官司，前夫不算是真正離婚，新歡的介入，讓她無法擺脫情感的陰影。律師為了幫助她，而燃起心中的惡魔，而殺了她，他剛好又有怪癖，喜歡以這種方式用半強暴的方式，加上情感，而變成了一個殺人犯。

他無言以對，卻自己必須出庭作證，證明自己的罪行其實本非他意。我們可以說律師也愛上了她，四角關係已經很複雜，好好認識你的「最愛」，不是透過信任就好。

沒有人能夠用「理性」去殺人，還說這樣「非常合理」，但一來一往之間所滲透的因素，一點的感受就表示著我們想要推託什麽，而這就是感知。

證據太薄弱，因為我給的細節並不完整。現實的每一套線索，用毛髮，用 DNA，用血跡，用腳印，用指紋，用頭腦，你所有可能思考的可能是不見死者，卻見到一個不明痕跡，叫做：消失的死者。

沒有死者，是否意味著沒有兇手，甚至沒有嫌疑犯可以追查？把骨灰都丟向大海，很多人的死像第一次，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樣，只是數量的問題，而非兇手追查的問題。想一想，我們該怎麼樣看待不同的證據？兇手應該步步為營，讓偵探找不到蛛絲馬跡，還是真正非本意，最後只好佈置像「故意」一樣？我們為了能夠逃脫某些證據的指正，都會故意扯謊，好讓證據看起來很薄弱，甚至沒有說服力，這種現象像是某種逃避，只是讓自己能夠脫罪，會在兇案現場的不見到不是兇手本人，我們每一個陌生人經過某些薄弱的氣氛時，就像低空飛過任何領域，想要驚險通過任何指證。每一個人都想要無罪釋放，可是承認有罪的人，不見到真的有罪，冤案會發生，不是沒有原因，不是情有可原，是被迫這麼做。法官不屬於「第三方」公證人，因為只是憑藉著「證據」以及「證人」說話，你相信與否是一個問題，而你的判斷與證據之間的意義又是一個問題。也就是說，法官的思考無法當個合理上的平等判斷，只能把某些「標準」放在某個天平上，去衡量某種已經存在的道德標準——而這個標準介於社會合理以及一股公信力的範圍，可以很廣，也可以很狹隘。

維持原判，到底是根據什麽思考？證據不會隨著時間改變？在街上，我們根本看不出有哪一個人的背後有前科，只是寫著「我是好人」，我是一個陌生人，每一個人的故事背景中有很多事可以說，從小到大，我們不願提出任何具體的細節——就算我們很願意，我們也不會記得那麽多。況且，人與人之間的交叉關係，從來不會像老交情一樣，鉅細彌遺地接待一清二楚，你想的與對方想的，能有多接近？所以朋友之間仍存在著爭執，不是沒有原因。

就好像能夠證明著什麽？當一切看起來如似一切，我們就已經看透一切？那並非能夠證明我們很有說服力，能夠說服著什麽，讓一切回歸到一切，當 anything 而存在那邊，反而不是 anything，而是以為的 anything，替代著 everything。

因此，證據被焚毀，當嫌疑犯終究有個替死鬼，我們自認為能夠指向某種最合理上的懷疑。在所有的案件中，情感往往是重要的因素，沒有人能夠用「理性」去殺人，還說這樣「非常合理」，但一來一往之間所滲透的因素，一點的感受就表示著我們想要推託什麽，而這就是感知。

因此，感知之間的那種慾念，簡稱上的慾會讓我們不能夠平緩看事情的原委，所以初衷「疑似」變調，是因為某段曲調改變，卻當成一樣。心理研究上這種認知容易作為我們認為上的「證據」而去證明我們是理性上的「合理」訴求，所以邏輯才會一貫而生。

真正的意義沒有達到，反而用 anything 去證明那才是 everything，看來我們搞錯了對象。

我知道，如果我想要得到一段美好的愛情，我就不能為了愛情而去追尋愛情，那顯得糊塗。而如果因為意義上的對等，而去證明那的確是一段 anything，那麼我們只是為了證求而去證求，那很存在。

因此，證據擺在眼前上的數字，任何血漬，任何很有說服的一切證據攤在陽光下，也會玉石俱焚，燃燒殆盡。

所以，你還想證明什麽？證明那真的而有存在上的白紙黑字？我們確實已經受到認知影響，進而去影響心理的表層，像多張已經黏在一起的紙，分不開任何一張微表面。